企业转让商标的形式都有哪些？

很多湖南商标注册人可能会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商标一旦注册下来后，就高枕无忧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商标注册成功后，因为各种原因而被闲置，如果连续超过三年不使用，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对该商标提起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申请，长期闲置商标一旦被提出商标撤销三年不使用十有八九会被撤销。

关于商标使用的概念，我国现行商标法第四十八条表述为本法所称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我国现行商标法在商标法实施条例的基础上，增加了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的表述，强调商标使用的目的是为了识别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根据我国现行商标法的规定，注册商标连续3年无正当理由不使用，商标局可以根据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的撤销申请作出撤销注册商标的决定。

在商评委、金连琴与杭州油漆有限公司（下称杭州油漆公司）上诉案中，杭州油漆公司以复审商标大桥DAQIAO及图（商标权人为第三人金连琴）在2003年11月16日至2006年11月15日期间连续3年停止使用为由，申请商标局撤销复审商标的注册。商标局和商评委均认定商标注册人投放广告的行为及一次性的销售行为属于符合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行为，而一审法院撤销了商评委的复审决定，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尽管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的结论相同，但判决理由有部分不同：一审法院一方面承认商标注册人的广告投放行为属于商标使用行为，另一方面又指出这种商标使用行为不属于真实的、善意的商标使用行为；而二审法院认为这种以维持注册商标效力的象征性使用行为根本不应视为在商标法意义上使用商标。

小编善意提醒，在判断是否构成商标使用行为时，并不是满足我国现行商标法第四十八条的任何一种使用行为即认定属于商标使用行为，通常还要考察这种使用的主观目的，即是否属于真实的商业性使用。与之相反，如果仅以或主要以维持注册效力为目的的象征性使用，通常会被认定为不是出于商业目的使用商标。

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了8种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情况，除该条款规定的例外情形，凡属这8种情况涵盖范围内的标识，均系绝对禁止使用。在商标授权确权案件中，如果诉争商标构成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所规定的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情形，那么，商标审查过程中，审查人员应秉持何种主观裁量进行判断？

在相关诉讼中，又该如何适用绝对理由的审理标准？两个裁定均被撤销2013年，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此案第三人）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下称商标局）申请注册商标“公式”，指定使用在第7类“柴油机(陆地车辆用的除外)；汽油机(陆地车辆用的除外)”等商品上。

2006年，某自然人向商标局申请注册商标“公式”，指定使用在第7类“柴油机；汽油机”等商品上，2016年该商标转让至此案第三人名下。2016年，两名印度籍自然人分别针对上述两商标，以诉争商标文字同印度的国家名称相同为由，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下称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经审查，对两案诉争商标作出维持注册的结论，理由为：“诉争商标文字为印地语，同英语INDIA，为印度国名，但消费者对印地语知晓程度有限，因此不会将其识别为印度国名。”

上述两名印度籍自然人对两案裁定均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被诉裁定。在这两起案件中，相关争议焦点是，两个诉争商标文字指向印度国名的“事实”，是否可以依据我国消费者的主观认知而改变。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同外国的国家名称、国旗、国徽、军旗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但经该国政府同意的除外。

该规定中的国家名称，包括中文和外文的国家名称的全称、简称等形式，并不以我国境内相关公众的通常认知为限。被诉裁定对此认定有误。原告诉求得到支持庭审中，原告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对焦点问题进行了阐述。一是诉争商标文字仅指向印度国名，未形成明确的其他含义，且该文字的使用并未获得印度国家政府的同意，已构成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中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中规定的国家名称，无论以何种形式，均不应仅以我国消费者的认知为限。亦即，我国境内相关公众对印地语的认知水平如何，并不能改变诉争商标文字指向印度国名这一事实。在无证据表明诉争商标文字的使用已经获得印度共和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应依据法律和事实对诉争商标宣告无效。

此外，在先司法判例：如(2017)京行终5508号行政判决中就认定“在适用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时应当从严掌握法律适用的标准”。其原因在于中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是出于政治上严肃性的考虑，意在避免此类禁用标志的使用和注册妨碍有关国家使用其象征主权的标记的权利，或有损其国家尊严，进而对相关国家的国名等给予充分的法律保护。二是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及适用，悖离了诚实信用原则，严重影响到我国同行企业的有序日常经营。

由于质量及价格的比较优势，长期以来中国柴油机生产厂商应印度客户委托进行代生产柴油机后出口至印度，并在产品上标注“BHARAT”（印度）作为产源标识之用。但由于此案第三人蓄意将诉争商标在海关备案，导致相关柴油机生产厂商的出口货物被查扣。除非这些柴油机生产厂商被迫同意与此案第三人和解，否则将难逃处罚，从而导致巨大的财产及人力损失，严重影响到这些同行企业的日常经营。此外通过查询，原告还发现此案第三人通过或无差别复制，或进行简单字母添加、组合，或通过将字母变形的形式，注册了大量中国乃至印度的知名柴油机商标，并在相同类似商品上予以注册。

原告认为，这一行为是典型的商标囤积行为，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公共秩序以及公共利益。判决具有参考意义在商标审查实践中，对于绝对理由的审查，针对的是商标本身固有的不可注册性，主要考察诉争商标是否具有作为湖南商标注册、使用的固有属性以及是否符合公共政策，是否损害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等。在商标授权确权案件中，对于违反包括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在内的绝对理由的标识，除法律条文规定的例外情况外，应严格遵照事实与法律规定，如果仅以消费者的认知为转移，显然与商标法明确的禁止性规定相违背。

正如(2018)京行终2710号行政判决中所述，“相对于损害特定民事主体利益的禁止商标注册的相对理由条款而言，绝对理由条款的个案衡量空间应当受到严格限制，对是否有害于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进行判断的裁量尺度不应变动不居”。

因此，两案判决结果一方面维护了公共利益与公共秩序；另一方面，两案进一步明确了针对绝对理由的审理标准，即公众认知不应影响关于诉争商标文字与禁用条款规定情形之间对应关系的判断，对司法实践亦有积极的指导性意义。

商标是一种被消耗性资源，他人注册的商标越多，企业后期注册商标就会越困难。那么企业转让商标的形式都有哪些？

企业转让商标的形式第一种：商标持有人死亡，商标权由继承人获得，办理商标无偿转让。这种转让形式，需要企业提供自然人的死亡证明以及继承人获得该转让商标的证明材料等，例如公证过后有效的遗嘱等。此时办理商标转让不会涉及到资金，故而是无偿转让，转让人签字处也可以留白。

企业转让商标的形式第二种：企业合并或分立。假使两家公司构成了合并的关系，那么被合并的那方公司名下的商标，势必需要转移到合并方公司名下，此时需要办理商标权转移步骤。

企业转让商标的形式第三种：法院强制执行的商标转让。商标做为一种资产被法院因为某种原因判给另一家公司的时候，这时商标局会作为执行与协助的一方，协助企业进行商标转让办理。

企业转让商标的形式第四种：普通买卖形式转让。这种转让方式会涉及到企业与被转让人之间资金的流动，在正式向商标局提出商标权转让申请前，企业与被转让人之间还需要经过评估商标价格、签署商标转让合同、办理商标公证等步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四条规定：“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涉密专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是指发明专利申请涉及国防方面的国家秘密需要保守的，受理专利的机关是国防专利机构；国务院专利行政机关受理的，涉及国防方面的国家秘密需要保密的发明专利申请，应移交国防专利机构审查，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国防专利机构的审查意见作出决定。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受理发明专利申请后，应当将需要进行保密审查的申请转送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审查，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该申请之日起四个月内将审查结果通知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需要保密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按照保密专利申请处理，并通知申请人。